战国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。所谓动荡，并非是仅仅指政局社会上的动荡，同时也是指中国人头脑大碰撞风云激荡的时代。
在政治上，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，诸侯兵戎相见，群雄割据，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于人们的头顶。在如此的环境之下，生命如同草芥，如同飘蓬，人们不知道何时走向死亡。秦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争霸，他们为了土地为了权势，“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地”，“征地以战，杀人盈野”。进一步升级的战争是文明的表现，但文明异化了，文明成为文明的墓志铭。而在乱世之中，中华民族的思想也开始爆发，诸子百家蜂起，他们的思想，直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。
儒、道、墨、法、阴阳、杂家、农家等思想，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“轴心时代”。文士们上下奔走，武士们杀人，为名为利为富贵。各学派唇枪舌剑争辩是非，为扬名为治国，为荣华富贵，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之势。
庄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纷扰复杂的世界。但庄子不求功名不求利禄，他不屑奔走，不屑争辩，他淡泊宁静，他安然居陋巷穿破衣，垂钓于濮水壕梁之上，冷眼旁观这个发疯了的世界，然后冷笑一声，写下庄子十万言，阐述他的灵魂救赎之道。
庄子的思想是一个庞杂的体系，它包含了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和命运观、认识论等思想。为了化繁就简，我们不妨将他的哲学思想简单地划分为自然哲学、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这三类。
庄子哲学的核心是人生哲学思想，这也正是无数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的重要原因。而人生哲学与社会哲学是建立在自然哲学之上的，因为人生总是要追问，“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”的问题，总要在宇宙中找到安身立命之道，如此才能心平气和地生活，这个终极的追求就是宇宙观，就是自然哲学。
庄子的自然哲学，继承了老子的道论。同老子一样，庄子认为“道”是宇宙生发运行的最高规则与终极动力。也就是说，推动天地万物运行的并非是君主，也非鬼神，更不是所谓的天帝。而只有“道”才是天地之中的万物之母。庄子认为，“道”是无条件的，是无形的，在空间上是无限的，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。与老子不同，庄子以为“道”是有生命的，“道”的生命就是万物的生命，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生命。但道“道”又是无形的，是玄妙莫测的，是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的，无法用理性去把握，只有脱离超越了感官思维，用生命的直觉去体味才能悟“道”之一豹。因此体道之人，必须脱离具体事物的差别，脱离是非之心，脱离好恶之心，脱离一切执着粘滞，才能达到最高的境界，而庄子认为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叫做“真人”。
既然“道”主宰一切，那么“道”的法则同时也应该是人生的法则；既然“道”的法则是道法自然，那么我们也应以道法自然为人生的准则。而道法自然，其实就是顺应自然。这个自然非自然界的天光云影花鸟虫鱼，而是自然而然事物本身应该具有的样子。于人而言，道法自然就意味着，我们要抛弃一切人为的智谋和算计心；抛弃一切人的理智与德行；抛弃一切文明带来的技巧与异化；抛弃一切引人不快或快乐的东西。剥下人生的层层伪装，破除人生的种种枷锁，轻装上阵，腾空心灵的空间，让一切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生活，这才是人的天性。
“道”既是自然的，又是虚无的。因为按照老子的观点，唯有虚无，它能包含一切。于人生而言，人生之不自由，乃是有太多的“有”，束缚了我们，只有抛弃了“有”，剥除了我，忘记自身外在的东西，忘记自身内在的自我，包括是非荣辱生死，才能真正达到无我，实现精神上的无所待，才能超越道德、超越生死、超越自我，才能与自然大道融为一体，实现逍遥游，进入精神绝对的自由境界。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叫做“至人”。
道法自然的哲学运用到社会，就形成了庄子的社会哲学。老子的社会哲学乃是无为与自然，不过老子的自然是有为派，他不过是用无为为手段，达到有为的目的。而庄子似乎是个更纯粹的无为派，他在无为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无心。庄子强烈反对帝王的有为，强烈反对文明的异化，反对虚伪的仁义礼智等人为的道德。他宣称“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”。他主张回归到没有君子没有小人，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心淳朴的至德社会。
然而现实社会是荒凉的，人心是迷茫的，甚至连生命都如朝露。人如何才能自保，如何才能保持精神的自由，庄子从无心的基础上推导出无用的价值观。山木有用，招致砍伐；漆树容易招致割剥；油脂导致自我煎熬。而人也一样，正是因为追求有用，急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导致无法自保，导致精神无法自由。因此，只有追求无用才能无为，才能保证自我的神全与体健，这就是庄子的社会哲学。
庄子的自然、人生和社会哲学，完全不同于战国时期热情的诸子百家，他是最冷静最深沉的哲学家。庄子的思想，如在纷乱社会中的一泓古井，平静而澄澈。
庄子的哲学，给心灵痛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们，给失意的中国人，提供了一剂心灵的安慰剂。从此中国人于孔孟的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“虽千万人，吾往里矣”的勇猛精进之外，多了一些豁达，多了一些平静，多了一些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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